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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新闻发布会 《云南新物种新记录种名录(1992-2020)》发布,3718种新种上榜
5月22日,2021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新闻发布会在海埂会堂召开,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生物多样性领域重大科技成果、《云南新物种新记录种名录》(1992-2020)、云南种业发展情况和林业植物新品种培育及保护工作成效,并回答记者提问。
为迎接COP15大会的召开,近期,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以及西南林业大学等单位的支持下,收集整理了自1992年我国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发现于云南的新物种和新记录种,形成了《云南新物种新记录种名录(1992-2020)》。
云南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也是许多物种的起源和分化中心,素有“动物王国”、“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的美誉,是中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涵盖了北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等7种气候类型。
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科学调查研究的逐步深入,大量新物种、新记录种也不断被发现,有记录的云南生物物种数量持续增加。仅2020年,就在云南发现新物种、新记录种256种。2021年刚过去的四个月,又发现了50余个动植物新种。
此次发布的《名录》按照收录模式标本及引证标本为云南省境内的野生生物类群(不含外来种、归化种)原则,整理了大型真菌、地衣、苔藓、蕨类、裸子植物等11个野生生物类群的新物种、新记录种。
经统计,1992年至2020年,云南省境内累计发现3718种新种,其中新物种2519种,新记录种1199种。包含大型线种(其中新物种114种,新记录种688种)、苔藓56种、蕨类183种(其中新物种154种,新记录种29种)、裸子植物15种、被子植物1703种(其中新物种1419种,新记录种284种)、鱼类215种(其中新物种167种,新记录种48种)、两栖类52种(其中新物种29种,新记录种23种)、爬行类31种(其中新物种28种,新记录种3种)、鸟类60种(均为新记录种)、哺乳类31种(其中新物种8种,新亚种9种,新记录种14种)。
从分布区域看,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是新物种、新记录种的集中分布区,滇中地区生物多样性调查相对薄弱,如新属希陶木属2017年才被发现和命名发表;从发现时间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近10年是新物种、新记录种发现的高峰期,其中2016年、2020年发现的新物种数均超过200种。近30年来,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新物种发现于云南,是全国发现新物种最多的省份。
着力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提高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效能,争取到2025年,典型生态系统及国家重点保护物种保护率达90%。计划抓好落实以下工作:
制定物种资源保护、外来入侵物种防治条例或管理办法;研究出台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政策;探索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绩效考评机制。
组织实施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生物多样性就地、迁地保护及离体保存网络体系,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观测和评估,组织实施珍稀濒危特有物种及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和人工繁育,发掘、整理、传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民族传统文化,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和外来物种管控,建设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库,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
聚焦云南打造世界一流“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这“三张牌”,围绕高原特色农产品、大健康、绿色旅游、生物制药等产业,探索新模式、新业态,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拓展云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推动生态环境优势持续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
加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和生物多样性等重点领域监管,健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机制,全面开展生物多样性执法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危害生物多样性问题。
积极发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社会公众,认识生物多样性、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形成“人人议生多、人人爱生多、人人护生多、人人享生多”的浓厚社会氛围;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及时回应公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及面向南亚东南亚区域交流与合作,在资源保护联防、生物廊道建设、自然保护区共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联防联控等方面,开展与周边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交流,深度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我省在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组织实施的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近700项,支持省级财政科技经费约5.6亿元。项目研究领域涉及生物资源调查、种质资源保存、生态系统保护等方面。2000年—2020年,我省生物多样性领域取得的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5项,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奖42项。
我省在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共建有国家重点实验室3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家;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5家。此外,还建有省重点实验室46家,省工程研究中心55家,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18家;省公共科技服务平台4家。
目前全省13位“两院”院士中,涉及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有6位。在全省37位科技领军人才中,涉及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有12位。此外,我省在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培育了50个省创新团队,选拔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及省技术创新人才363人。先后引进中科院方精云院士等28位高层次科技人才和4个高层次人才团队。
我省引进有关院士专家建成生物多样性领域院士专家工作站165个(院士工作站79个、专家工作站86个),工作领域涵盖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生物育种、物种基因研究、珍稀物种保护等多个生物多样性相关领域。
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省内8家科研单位参与国家青藏高原第二次科学考察,并承担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任务,对青藏高原多地区生物多样性进行综合科考,初步建成了青藏高原脊椎动物国家开放种质资源库,明确了藏东南—滇西北多圈层微生物多样性特征和形成机制。
1974年初,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发明了青蒿素溶剂提取法,解决了黄花蒿(青蒿俗称黄花蒿)资源和人工引种问题,并在云南边境恶性疟疾高发区开展临床试验并取得成功。2004年,昆药集团与中国军事科学院合作,成功研制出新一代复方抗疟药,成为全球第一家一次服药就可治愈的抗疟药品种。目前,其生产的复方蒿甲醚系列药剂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抗疟药。
吴征镒院士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领导和参与开展植物系统分类研究及植物资源综合考察,发表和参与发表植物新分类群1700多个,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主编《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等著作,完成了中国植物的编目工作。提出了“被子植物八纲系统”的新分类体系。系统全面地回答了中国现有植物的种类和分布问题,摸清了中国植物资源的基本家底,为中国植物学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200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项目“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揭示了寒武纪大爆发主幕的全貌轮廓;探索了脊椎、真节肢螯肢和甲壳等动物的起源;为自上而下的爆发式理论模型提供了化石证据;提出了神经脊动物的概念;创建了无脊椎动物向脊椎动物演化五个阶段的假说;诠释了寒武纪大爆发这一重大疑难科学问题。
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项目“低纬高原地区天然药物资源野外调查与研究开发”,摸清了低纬高原地区天然药物资源现状,准确鉴定354科1534属4012种天然药物;发现新分布药用植物93种,新药用植物资源451种;研发创新药9个,其中6个进入国家基本药物和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12项。
朱有勇院士团队开创性地创建了“水稻遗传多样性控制稻瘟病理论和技术”,标志性成果2000年在《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发表,得到了国内外科学界的高度评价。近5年累计推广1.6亿余亩,增产粮食100亿斤,农民增收50余亿元。
近年来,该团队以元阳梯田传统水稻为例开展系列研究,逐渐阐明了元阳梯田传统水稻品种持久抗病机制,为病害生态化可持续控制提供了理论指导。研究成果获联合国粮农组织科学技术研究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六)自主研发全球首个Sabin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和全球首个针对肠道病毒71型灭活疫苗
2015年1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国家一类新药—全球首个用减毒株制备的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获批上市。
2015年12月,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针对肠道病毒71型病毒感染引起手足口病的国家一类新药—肠道病毒71型灭活疫苗获批上市。对于有效降低我国儿童手足口病的发病率,尤其是减少该病的重症及死亡病例,保护儿童生命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2014年初,昆明理工大学、云南省灵长类生物医学重点实验室和同济大学医学院等研究人员报道了利用靶向基因编辑方法成功编辑猴基因的研究进展,相关结果发表在《Cell》杂志上。这是世界上首次成功编辑灵长类MECP2基因,首次利用非人灵长类对雷特综合征从行为模式、病理发生及其机制的较为系统的研究,对未来更深入地开展雷特综合征发病机理研究和治疗将产生深刻影响。
全省保存各类农作物种质资源超过10万份,保存量、保存种类均居全国前列;建成国家级特色资源圃7个、国家级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14个,认定省级作物种质资源圃(库)26个。
全省保存畜禽遗传材料近5万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初步形成;72个畜禽资源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11个地方品种资源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名录》,47个畜禽遗传资源被确定为省级保护品种,建成9个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保种场或保护区,认定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区、库)24个。
全省建成15个国家级、6个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十三五”期间开展各类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500余次,在省内6大水系、9大高原湖泊流域及17个大型水库投放淡水经济鱼类和珍稀濒危水生动物2.5亿尾。
初步构建了全省农作物品种改良体系和植物新品种测试体系。建成水稻、小麦、马铃薯、蔬菜、甘蔗、茶树、橡胶、花卉等国家作物改良中心云南分中心8个,植物新品种测试(云南)中心1个。自1992年以来,云南省选育并通过国家审定品种48个;云南省省级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2155个;云南省育种者申请并通过国家登记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涵盖13类作物553个品种。
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商品化率达到70%以上,中药材、甘蔗、茶叶、咖啡等优势特色作物品种繁育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绿色优良品种更新换代步伐加快。云南省自主培育了云南半细毛羊、大河乌猪、云岭牛、宣和猪、云上黑山羊等7个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其中,云岭牛是中国第四个、南方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也是中国第一个三元杂交肉牛品种;云上黑山羊是中国第一个肉用黑山羊新品种;宣和猪是我国第一个火腿专用原料猪新品种。
全省奶牛、生猪、肉羊、肉牛的良种覆盖率分别达到了100%、88.6%、70%、31.5%,良种对畜牧业发展的贡献率达到40%。云南省有记录的鱼类有629种,占全国淡水鱼种数的39.17%,其中土著种596种,云南特有种255种。目前已实现了86种土著鱼的人工驯养繁殖,10余种具有商品价值和产业推广价值;滇池金线号”是我省首个培育的水产新品种。
全省各类农作物种子生产面积48.6万亩,其中杂交玉米制种面积16.84万亩,居西南省份第1位、全国第3位。杂交玉米、常规水稻供种量基本满足省内需求,杂交粳稻供种量自给率达100%,马铃薯供种自给率达80%。
云南是全国亚热带、热带血缘杂交玉米品种的主要制种基地,是全国花椰菜、西兰花、不结球白菜、菜心等十字花科蔬菜和葱类主要制(繁)种基地;寻甸县、宣威市、景洪市等8个县(市)被认定为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
由畜禽原种场、扩繁场、商品养殖场组成的种源生产体系已基本形成,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达50%。全省水产苗种生产培育场站100余家,年生产苗种131亿尾;引进福瑞鲤、长丰鲢等十余种新品种,实现鲤、鲫优良新品种本地扩繁。
全省获得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企业有138家,年种子销售收入上亿元企业2家。全省有种畜禽场271个,其中,种猪场174个(国家级核心育种场2个)、种牛场20个(国家级核心育种场5个)、种羊场37个(国家级核心育种场2个)、种禽场32个(国家肉鸡良种扩繁推广基地和国家蛋鸡良种扩繁推广基地各1个)、其他场(兔、蜂)8家。建设有水产苗种场(站)100余个,其中省级原良种场20个。
全省17家种子检验机构通过国家认定,初步形成县级、州市级和省级分工明确的种子检验认证体系。2018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云南省稻品种试验管理办法(试行)》、《云南省玉米品种试验管理办法(试行)》等。先后制定出台《云南省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管理办法》、《云南省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强化畜禽市场监管。
“十三五”以来,云南林草部门共承担各类科研项目360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27项,其中核桃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成果被评为2018年度省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得国家林业植物新品种授权86件,与“十二五”相比增长了10.3%,累计授权205件;全省注册登记林业园艺植物新品种243件,与“十二五”相比增长了19.7%,累计注册登记606件。植物新品种涉及速生用材树种、珍贵树种、经济林树种、竹藤、木本花卉、林下经济植物等领域。
全省共建立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7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0个,国家林产品质检中心3个,国家林业生物产业基地1个,省级创新平台1个,科技公共服务平台1个,院士专家工作站3个,国家林草新品种DUS测试站1个。
建成重点种质资源库16个,收集乡土树种800余种、近万份,初步建成了云南特色乡土树种保障性苗圃体系。收集核桃种质资源2005份,建成了全球保存深纹核桃种质资源数量最多的基因库。建立了镇沅千家寨、双江勐库等13处野生茶树和古茶树种质资源原生境保护区和保护点。
目前,全省从事林业科技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达1.3万人。“十三五”期间,全省林草系统认定云岭学者2人,云岭产业技术领军人才8人,省技术创新人才及培养对象6人,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3人,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2人,国家林草乡土专家3人,省创新团队2个。
“十三五”期间,全省共推广林草新技术、新品种、良种197项,建设推广示范基地175个,示范面积6.09万亩,辐射带动58.57万亩,培育林业新品种苗木1亿多株。打造特色乡土树种苗木生产供应保障体系,充分利用呈贡、宜良、弥勒、大理等苗木交易集散地,加快新品种的转化使用,促进品种权的商业化实施运营。
“十三五”期间,共查处侵犯林业植物新品种侵权和制售假冒伪劣林木种苗案件31件,涉案金额52.79万元。同时,积极开展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法规、新品种申请、知识产权保护、质量标签使用、品种识假辨假知识培训和宣传,努力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记者问:云南省在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来推进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
一是积极推动建设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多边合作机制。与老挝南塔省、琅勃拉邦省签署了《环境保护合作备忘录》,与缅甸签订“中缅边境资源保护联防协议”;与越南建立边境地区疫源疫情双边联防与交流合作机制。
二是实施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项目。组织实施了中缅经济带生态变化研究、老挝南塔省和琅勃拉邦省环境保护交流合作能力建设技术援助、大湄公河次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综合管理规划与示范等一批项目。其中,与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实施“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计划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规划”项目,促进了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老挝南塔国家公园之间的生态廊道及核心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有效地推动了中老跨境地区生态、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建设。
三是加强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能力建设。2015年以来,围绕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污染防治、环境政策等方面内容,针对南亚东南亚(东盟)等地区举办40余期国际培训,为周边发展中国家提供人员技能培训和发展经验分享;在缅甸建立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聚焦生物多样性领域,开展联合科学考察、重大科学研究、政策咨询与人才培养等工作。
四是开展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研究。基于云南省边境地区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现状调查,组织开展了云南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研究,形成了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调查报告、重点物种跨境廊道示范研究报告及云南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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