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将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种类型，所谓“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在经济学领域中，菲利普·阿吉翁就是这样一只刺猬。

　　他近四十年的研究一直围绕着熊彼特“创造性破坏”这一创新理念来展开，也因此被视为法国诺奖级别的经济学家。

　　而他对于经济学的独特品味，又很大程度上继承自他的母亲——奢侈品牌Chloé创始人、时尚界一代传奇加比·阿吉翁。

　　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究竟蕴含着怎样不俗的学术品味吧！

　　加比是出生在埃及的犹太人，后搬到了巴黎，在时尚领域是一股不折不扣的“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她观察到女性被一种僵硬的线条束缚，衣服将女人的身体“勒”成了某种审美样式，而不是根据女性自然身体形态来贴合。显然，这些线条是男人对女人身体的要求，是“旧势力”！

　　在她创业的20世纪50年代，女性参与工作的人数非常少，但她已经看到了女性力量的未来：女性会大规模工作、女性不会依附男人、会出现以女性为主的企业、可以形成女性的“消费者主权”，甚至女性可以决定男人的审美样式。

　　加比创造的时尚品牌Chloé，创新之处就是让柔软、精美的面料来贴合女性的身体，让女性感到这种展现自己自然身体形态的衣着可以上班、可以工作、可以社交。

　　并且影响了非常多的时装设计师，其中有一名门徒是时装界最伟大的名字之一，也是独立女性品牌香奈儿的设计总监“老佛爷”卡尔·拉格斐。

　　这种品味转换成经济学话术，就是要挑战支撑经济学的基础，挑战经济学对这个时代最重要命题的既有观察和洞见。

　　同为法国人的阿吉翁将这两个主题结合起来，他的品味在于：他似乎具有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共融性，他刻画创新的方式是动态的、生物学的，他讲述市场主体博弈的方式是动态的、生物学的。

　　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理性行为。但是人的本质是一种进化的本质，是一种生物学的人。经济学的所有概念，“预期、成本、均衡、边际、需求”其实都可以在生物学上找到对应。

　　但是，经济学最糟糕的部分就是“将进化片段化了”，以至于他们不清楚什么是塑造人的理性行为的本源。经济学只研究如何将事情做对，而不研究什么是对的事。

　　拿经济学著名的“吉芬效用”来说，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吉芬研究了爱尔兰土豆销售，发现当土豆价格上升，需求原本应该下降，但反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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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爱尔兰缺乏生物学家E.O.威尔逊说的“生物多样性”。

　　爱尔兰人为了增加所谓的土豆产量，引入了单一的马铃薯植株，没有遗传的多样性，整个作物基本上是一类马铃薯的克隆，它特别容易受到流行病的影响，尤其是一种致病疫霉的水霉菌“袭击”，几乎毁掉了所有的马铃薯，造成了大饥荒。

　　阿吉翁对创新浪潮的阶段化全景描述，也有一种生物学气质。出现创新就像“基因变异”一样，新基因被引入基因库，但新基因不一定立即存活，或者立即壮大。这取决于基因的漂移和选择。

　　伟大的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创了“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 一词，它被认为最符合经济现实，却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创造性破坏”建立在悲观主义基础之上。无论是卡尔·马克思还是维尔纳·桑巴特都将“创造性破坏”看作一出“自己挖的坑自己跳”的悲剧，是无法克服的“自毁系统”。

　　熊彼特的悲观面貌稍微好一点，他觉得创造性破坏最终将“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但这个过程是“愉悦”的，其中有一种非常值得尊敬的东西，叫“企业家精神”。

　　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用新的技术、新的模式对原来市场上存在的商品、组织和服务进行“冲击”的那些人的“欲望、智慧和使命”。

　　他们的胜利意味着别人的失败，他们是“创造性破坏”的来源，他们是创新的英雄。不过因为最终的命运也是“资本主义系统自毁”，熊彼特认为，“他们是悲剧轮回的英雄”。

　　熊彼特给“创造性破坏”提供的这么一点点“愉悦”，是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阿吉翁对“创造性破坏”是乐观的，不是悲观的。它会带来改变人类进程的爆炸性增长。

　　1820年之前人类的经济增长其实是停滞的，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历史完全是另外一条经济增长轨迹。人类的物质生产不断加速，这一切都是因为技术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

　　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是，创新是一个与旧事物“搏斗”的过程。跟前贤的论述不同，创新并不是一出来就是正外部性、大家都喝彩、大家都受惠。 而是旧的利益者千方百计或漠视、或打击、或扼杀。

　　创新是带着“伤痕”、带着“委屈”、带着“白眼”出场的，它也千方百计来“贬低”、“摧毁”和“拆散”旧的东西。大家是一种“厮杀”与“挣扎”的关系。

　　请问，阿吉翁的思想是不是更符合我们的实际世界？是不是更符合物种的进化规律？是不是更达尔文或者E.O.威尔逊一些？

　　所以，阿吉翁的观点是，“创造性破坏”有创造，也有破坏。但精彩之处在于，创造和破坏在动态过程中是怎样各自展现的。

　　创新是一个浪潮式的过程。在基础创新起来时，应用创新并没有跟上，用现在的话说，没有应用场景“托着”，或者没有“杀手级应用”。

　　所以，基础创新代表的浪潮第一阶段（“浪潮1”）是创新，但却是一个被侮辱、被漠视甚至被排斥的阶段。

　　阿吉翁这本《创造性破坏的力量》里面没有提乔布斯的iPhone，但它是一个我们理解这本书主旨的极佳案例。

　　2007年iPhone第一代问世，被当时手机霸主诺基亚视为“小众产品”“奇技淫巧”：打电话加上个上网浏览器，顺便加入了iPod播放器，是一种小儿科的文艺混搭。

　　在iPhone 4之前，iPhone的确是小众产品，卖得很吃力。但2011年iPhone 4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苹果的命运。因为4G网络出现了，人类进入了高速网络时代，iPhone 4变成了移动互联网的入口，大量app在iPhone上出现。

　　从此，以iPhone为代表的智能手机便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这导致iPhone进入前所未有的爆炸性增长，苹果目前是世界上第一个敢于挑战3万亿美元市值的超级公司。

　　iPhone漫长而高速的增长，是对诺基亚的无止境压迫和羞辱，诺基亚这个功能机时代最伟大的巨人很快轰然倒下。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就写道：“旧事物的消亡是新事物产生时不可避免的结果。”

　　但是因为要做基础创新，很多社会资源要涌向基础创新。在社会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大量资源进入创新行业的生产率反而是低的，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比过去都低了。于是，在这个阶段，“长期停滞”言论就非常流行。

　　在浪潮2阶段，创新开始打击“旧势力”的企业和就业岗位，“破坏”越来越触目惊心，破坏大于创造。像诺基亚这样的企业纷纷倒下，人们归罪乔布斯一人毁掉了太多的岗位。

　　创造几十万快递就业岗位的美团创始人王兴，在上市敲钟的时候还不忘感谢乔布斯和他发明的iphone。毫无疑问，美团王兴享受了浪潮3，整个社会也享受了浪潮3的创新红利。

　　有意思的是，阿吉翁说，在浪潮1和浪潮2这个阶段，不像熊彼特设定的那样，都是外部者创新，其实旧有企业也会进行前沿创新。这更符合现实。

　　阿吉翁打了一个比方，就好像一批优秀的学生进入一个旧班级，这会刺激班级原来的前几名更加努力，但是也会对原来中下等学生造成压力，这些人觉得自己再也混不到班级的前列了，他们甚至自暴自弃。

　　其结果就是扩大了班级的“成绩不平等”。因此，创新在浪潮2阶段，会显示出巨大的不平等。

　　顺着阿吉翁的思路，政府应该在浪潮2阶段做保障型政府，为那些“失败者”做必要的纾困。

　　在浪潮3阶段，不平等会得到缓解。因为创新通过3个阶段着着实实地将社会生产效率提得更高、社会财富生产更多。创新获得的收益其实也一定会向全社会扩散。

　　阿吉翁可以说是非常细致、非常动态地刻画了“创造性破坏”的运作全景，令人信服地推导出我们应该如何围绕“创造性破坏”进行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改革或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