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8long8中国近日，西湖大学未来产业研究中心发布了《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研究2023：未来生物医药》。报告采用人工智能文本分析技术对全球生物医药技术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识别出我国未来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本文是该研究系列报告之三，后续内容三思派也将陆续连载，敬请关注。

　　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访谈专家认为，在这一进程中，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健康中国建设全面推进、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健康消费理念深化的新形势，我国未来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也将面临新需求、新形势和新机遇。

　　人口老龄化引致医疗需求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与年龄密切相关的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癌症、脑卒中、关节炎和阿尔茨海默病等慢性病发病率将持续提高，相关疾病负担也将持续增大。根麦肯锡预测，2030年我国与老龄化相关的心血管疾病、肿瘤、肌肉骨骼疾病、心理障碍、神经系统疾病将占据疾病负担的前几位。

　　图3-2 预计到2030年我国疾病负担（单位：百万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

　　突发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环境变化导致预防性需求。近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气候及环境变化、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包括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中毒、职业中毒、自然灾害健康危害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事件等在内的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量不断增加，事件规模日趋扩大，甚至危害国家公共卫生安全乃至社会安定。国家癌症中心2020年1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大气污染在中国的肺癌死因中占到23.9%，明显高于全球16.5%的平均水平。2019 年，《柳叶刀》杂志发表的研究表明，空气污染为中国排名第 4 的健康风险因素。此外，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气候变化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威胁亦尤为突出，我国居民的健康受极端降雨和登革热等疾病的影响在过去十年中呈现上升趋势。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矛盾下的精神和心理疾病快速增长。近年来，我国精神心理疾病的患病率呈持续上升趋势，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精神心理疾病的患病率都将处于上升阶段，造成严重社会负担。根据《柳叶刀》杂志报道，2019年我国精神心理疾病占疾病总负担的22.8%，已超越心血管疾病跃居疾病总负担首位，估计2020年占我国疾病总负担的25%。而当前我国精神心理健康服务供给仍存不足，患者对于抑郁、焦虑、狂躁等治疗药物需求度较高，市场销售额也保持较快增长趋势。从2016—2021年，我国精神障碍用药市场销售额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6.2%，预计2022年增长至324.7亿元，随着患者人数的增加预计在未来仍有着巨大增长潜力。预计2035年，我国精神障碍用药市场规模会突破800亿元。

　　首先，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整体创新能力持续提升。过去十年，我国批准上市新药数量占全球15%，本土企业在研新药数量占全球33%。国际上通常用研发管线产品数量指标来衡量一国对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的贡献度。按照这一衡量标准，据《2022医药研发趋势年度分析》白皮书数据，截至2022年1月，我国药物研发管线条，仅次于美国，稳居全球生物医药研发第二梯队前列。全球知名药企高管普遍预测，尽管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目前仍以跟随性创新开发为主，但在抗肿瘤、重组抗体和小分子药物研发方面有望在2035年前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推动我国成为世界医药创新重要源头。

　　其次，技术融合将有效赋能“弯道超车”。所谓技术融合是指在产业创新很难有突破性进展时引进其他技术以融合方式推动超常规突破。这个过程将有效催生新的未来产业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当前，人工智能（AI）已经成为重塑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形态和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因素。基于我国人工智能领域良好发展基础以及大规模量子计算投入应用，在未来3—5年我国“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将进入“集成化AI药物研发”阶段，从AI模型优化分子到合成路线设计，再到自动合成、自动分析、自动筛选，让智能机器人在无人环境下完成各种化学和生物实验，彻底改变我国原创新药“十年个位数”的局面。

　　第三，生物医药科技创新领域国际合作将进一步深化。长期以来，生物医药领域一直是我国国际交流最活跃的新兴产业之一。尽管当前全球高技术产业发展受政治因素影响导致“脱钩”“断链”“阻流”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在生物医药领域国际合作仍然是主旋律。一方面，相比较半导体等电子信息领域，美西方对我生物医药领域的“卡脖子”程度相对较弱，加之生命健康领域天然具有全球一体化属性，这一领域的“科技战”只会得到“伤敌一千自伤八百”的结果；另一方面，生物医药领域科研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生产”成为继“研究”“发展”后的第三创新环节；“市场需求——技术需求——科学突破”的反向互动为我国从生物医药生产大国向研发强国转变提供了非传统、非线

　　。基础研究以及基础设施投入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全球80%的药物都可追溯到基础科学发现。一方面，我国基础研发投入严重不足。2022年，美国仅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一家机构的年度科研预算就可能达到510亿美元，其中80%投向了医学前沿基础研究领域，而同年我国生物医药领域全部研发支出仅为343亿美元，且主要投向试验发展领域；另一方面，我国生物医药领域领军型人才不足，有能力引领突破的创新型人才和能将产业、资本、医院、科学家这些要素串联起来的创业型人才仍然稀缺。

　　。相比较其他产业而言，生物医药产业投入更大、周期更长、风险更高。近年来的全球经验表明，生物医药企业每10亿美元研发费用对应获批的新药数量大约每隔9年就会下降一半，即所谓“倒摩尔定律”（Eroom’s Law）。由于起步较晚，我国专注于原创性新药研发的生物医药企业规模仍然不大，在当前国际生物医药原始创新白热化竞争中抵抗风险的能力比较脆弱，一旦研发上市失败将导致巨大损失甚至灭顶之灾。

　　。所谓“专利墙”是指企业针对某一领域凭借其研发优势地位通过专利布局打造的旨在防止同业竞争的防御机制。多年来，美国生物医药产业界凭借其快速追踪技术创新的能力，在率先开展产业布局的同时构建了严密的“专利墙”，以最大限度维持其产品超额利润。相比之下，我国生物医药企业在技术方向上大都处于追随模式，往往在国外成熟产品上市后才着手布局，受“专利墙”制约只能聚焦在少数领域进行快速跟进（fast follow）和改良模仿（me better），导致研发同质、过度竞争和临床资源浪费的“内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