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g8国际官方娱乐平台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药产业是当下最为活跃的创新产业之一。近年来，随着生物信息技术融合发展，多项鼓励政策出台，我国生物药产业整体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已经实现从“仿制为主”向“跟随性创新”的转变。从创新体系看，在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和产业化专项支持下，我国在生物药研发、生产等各环节搭建起一批国家级技术平台，并先后组建了新型疫苗、蛋白质药物、抗体药物、生物靶向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了国家基因库，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创新体系。虽然产业发展迅速，但一些关键环节的短板，制约了产业高质量发展。

　　由于基础研究薄弱，我国生物药研发以跟随性创新为主，基于新靶点、新作用机制的创新药很少。与此同时，我国PD-1（程序性死亡受体1）、PD-L1（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EGFR（表皮生长因子受体）、HER2（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等热点赛道研发扎堆现象严重。截至目前，国内已有10余款PD-1/ PD-L1产品上市，还有近百款产品在研。

　　然而，我国不少生物核心技术和配套产品依赖进口，在基因表达调控、代谢调控等基础性生物技术领域，部分高端设备、核心部件尚不能实现国产化替代，人工晶体材料等50多种关键材料高度依赖进口。

　　究其原因，一是创新基础薄弱，投入不足。虽然，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从2012年的499亿元提高到2022年的约1951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至6.3%，投入水平明显提升，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基本保持在12%~23%。与他们相比，我们仍存在较大差距。二是生物药人才培养和评价体系尚不健全，复合型技术领军人才缺乏。三是产学研用协同性不高，成果转化率低。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

　　生物药和传统化学药有很多不同之处。不同创新程度与不同治疗领域的生物药成本价格差异巨大，并且，生物类似药也不能简单套用化学仿制药的管理方式。

　　集中招标采购和目录准入谈判是当前医保目录药品价格形成的主要方式。部分创新药因价格超出医保承受能力被拒之门外，而那些经过目录准入谈判进入医保报销范围的创新药，也可能因为谈判价格过低，给后续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例如，前期研发的高投入能否获得合理利润回报，甚至能否回收成本。这一情况严重影响了企业研发创新的热情，并为我国创新药在国际市场争取高价格带来不利影响。

　　根据中航证券研究报告，2022年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行业融资总额750亿元，同比下降33%。

　　目前，支持鼓励政策和配套服务业尚不能满足“出海”需求。生物药企业“走出去”，除了需要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也离不开支持政策和配套服务的有力支持。

　　一方面，国家虽然出台了多项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但由于价格政策不完善、大额对外投资管理报批程序繁琐等原因，导致在创新激励、对外投融资、产品营销等方面的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政策协同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我国在生物药企业“走出去”急需的信息咨询、海外市场准入、贸易争端解决等配套服务中，还存在明显的短板，因而企业在海外“孤立无援”的境遇难以解决。

　　加强相关制度规则的国际对接，是我国制度型开放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生物药企业顺利“走出去”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从现状看，我国在药品审评审批、专利保护、海关监管等方面的制度规则，特别是在新药临床试验方法与国际对接及结果互认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西方国家通过设置贸易壁垒、限制资金技术自由流动等方式，对我国进行科技遏制，也带来不确定因素。

　　应加大国家对基础研究及科技重大专项的资金投入力度，整合医疗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多方科研力量，打造联合技术攻关体系，率先提升重要材料、高端仪器设备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创新能力，降低供应链关键环节“受制于人”风险，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

　　此外，还需要加快生物医药领域尖端人才培养和评价体系建设。注重打造生命科学活跃社群，促进人才在科研机构和企业间有序流动。建立完善“高精尖缺”人才引进机制，厚植我国国际高层次生物人才施展才华与抱负的土壤。

　　建立完善生物原研药与生物类似药之间、同一适应证不同生物类似药之间、同一生物类似药不同企业之间相对价值的技术评价体系，从而鼓励有意义的药品创新，实现“为健康买单，而不是为药品买单”的资源合理利用目标。

　　针对创新药高投入、高风险导致的高价格，尊重创新药研发历程艰难的客观规律，可根据创新活动难易级别，给予合理利润水平，从而支撑持续创新。

　　此外，以发展商业保险和促进医保、商保融合发展为突破口，着力解决创新生物药的高价格与医保基金可负担性之间的矛盾。

　　应建立创新药“走出去”联席工作机制，加强药品审评审批、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等制度规则的国际对接和结果互认。支持和动员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民营资本等设立跨境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机构，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撑。

　　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及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借风使船，鼓励生物药企业积极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相关合作计划，将产品、项目输送出去。同时，打造有利于企业“走出去”的良好政策环境和服务支撑体系。